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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我民族的固有道德，往昔皆化于家族生活中，由亲亲而仁民，由孝悌而忠信，由和家而睦邻，由齐家而治国。

事实上，人权法学的基本问题首要应当思考的、解决的是人权怎样从理念落实到规范，即如何把口号中的人权保障落实到具体的实践。生存的人权由自然生存与社会生存两组构成。

在马克思那里，人权的本质在于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三）人权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从词汇构成上看，人权法学是由人权与法学组合而成，一方面意味着人权由价值倡导走向了制度保障，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式的人权理念，走向形而下的法治保障的人权实践，另一方面意味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融入了人权的精神理念和原理原则，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导向。一般来说，这些要求是作为人这一生命与身份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一路走来，最突出特点就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心始终在人民最迫切、最需要、最实际的诉求之上，思索的总是如何能够让人民生活更加富足安康、和谐幸福，从实践中汲取人权保障的养分、探索人权事业前进的方向。现有人权法学仅重视基本概念的形式取用，而忽视了根基上的思考，有事实归纳而无理论推演，由此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无异于空中楼阁。

如今，这些新兴理论被高度凝练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论述之中，在更宽广和恢弘的视角下揭示人权实践的机理，理性分析了如何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情形下深入定位人权是什么的问题，应以此为出发点完善基本理论。那么，对于重构人权基本概念而言，此类冠以人的尊严价值内容是不为多样性、阶级性以及政治性所撼动，是基本概念中的固有构造。明德就是提倡尚德、敬德;慎罚就是使刑罚得中。

[[10]] 侯文富、张立波、贾国发:《简论中华法系的特色与价值》，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二阶段，西汉时期初步形成。文章指出，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监察制度，对于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消极的防范作用，而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本主义思想所推崇的重人伦、尚德性;重教化、轻刑责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体现，就是由周初提出的明德慎罚，到汉以后传承不衰的德主刑辅，成为一以贯之的法制模式。

指出礼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法系形成的根源所在，又是贯穿于中华法系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西周的典章制度、断狱争讼、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无不受到礼的制约。

[[15]]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华法系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基础上，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表现在对中华法系特点的探讨向更为广阔的方向发展，提出了一些颇令人感兴趣的看法，例如提出了早熟性、同步性、封闭性的特点等等。通过天理之说，使天也世俗化了，天人合一的立脚点是人，因此它不是宗教性的，体现了中国古代浓郁的东方色彩。礼与刑，对西周社会的稳定与繁荣起着促进和保障作用。第三阶段，唐朝正式定型。

为了使援法断罪法律化，秦以来立法者殚精竭虑不断探索考究。在礼演变为政治伦理规范的同时，源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的刑亦被统治阶级掌握和利用，刑即法律规范。欧洲大陆不管是古代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君主国，还是近代历史上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拿破仑帝国，都是从政治统治到法律制度都统一的国家;④世俗力量推动法的发展，俗权支配法制建设。中华法系的特点是由中国古代东方社会的基本特征决定的，从而形成一个适应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形式的和谐法体系。

这表现为:一是中华法系奴隶制国家成文法的出现要比大陆法系早一千六百年。张晋藩先生在《中国古代监察法的历史价值-中华法系的一个视角》一文中，从古代监察法的角度来探讨中华法系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有利于将中华法系的研究引向深人。

中华法系自始至终独树一帜，不与其他法系相混同而大陆法系却有过同别的法系混血的历史。[[26]] 《魏书·刑罚志》。

最初的五刑，便是黄帝族参照苗民的五虐之刑而制定的。因此，法官审案往往不是维护法，而是置法律于不顾，甚至可以说在礼法冲突时维护的是与法相背离的一套价值观即礼。[[9]] 李听:《中华法系的封闭性及其成因》，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大清律例沿用明律，并将留养承祀正式定为秋审免死的条件，文章最后指出，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人本主义，表现了高度发达的封建性的法制文明，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其成因有两方面，从客观上讲，是基于东临大海、西阻高原、北濒大漠的地理环境的封闭;主观上的原因在于法律意识和文化精神上的自我法律优越观和自我中心主义。在审判制度中，已明确将刑事、民事案件予以区分，提出了争罪曰狱，争财曰讼的诉讼原则。

从秦汉到明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事法律规范也在不断增加，不仅刑律之外的其他形式的法律中包含着大量的民事法律规范，而且也颁行了一些单行民事法规。在《尚书·皋陶谟》中，作为当时主要立法者和司法官的皋陶，在谈到施政原则时，首先谈到的不是司法，而是如何选官立政，进行国家管理。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已进人鼎盛时期，与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封建立法渐趋完备和成熟。自此，儒学之礼占领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并渗透到立法司法的全过程。

但他也不否认刑罚的作用，对他认为教化不过来的贫贱者则侧重用刑。一方面，以前一些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在新千年仍然在延续，例如关于诸法合体、民刑有分的问题继续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新千年中华法系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指出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殆谷罗秀斯出，复努力于自然法理想之实现，同时以基于人类之自然状态而立说，遂使自然法学派得以确立，而引起以后民权论者之思想。……清廉平，赂遗不受，请谒不听，据法听讼，无有所阿，孔子是也。盖礼始于殷之祭仪，故从示从豊，豊者其器也。

原夫所谓自然法者，在各学者心目中，不外认为宇宙间有一自然而然之理想法，施诸四海而不变，行诸万世而皆准，乃现实法之唯一模范是也。如赵天麟《策》云:天当罪而宥之，当杀而生之，亦犹喧风于霜雪之辰，行春令于秋冬之际，如此而欲天道之成，臣知其不可也!此对元之大赦而发也。

仲夏如此，季夏亦然，故隋文帝拟六月棒杀人，赵绰即以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诛杀是争。他一种天道用语，犹言天理。

并曰:……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盖依孔安国云士，理官也，欲得其曲直之理也。

如汉魏之依经义断狱，即所认为依理而为之，本诸天道也。冬官司空第六，注:郑'《目录》云，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闭藏万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无空者也。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即明示人之时亮[[4]]天功，依天道当行之事而为;故特重视天之叙与天之秩、为典礼所本焉。天不以久远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礼刑哉?此外，若晋之葛洪主礼刑并重，不能废法滋乱，故于《抱朴子》[[21]]称曰:八卦之作，穷理尽性，著于《噬嗑》，系以徽缠，存乎习坎。

此总相即后此儒家道家之所谓道，其条理则后此儒家之所谓礼，法家之所谓法也。兹篇之作，亦兼有票据法上本票付款之意焉。

是故称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观其刑政，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由此有父子之亲，君臣之分，上下之义，朋友之信，然亦皆认为本于天也。

……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次再就道家之天道观念言。